两千多年前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扁鹊路经虢国,恰逢虢国太子患病刚死,尚未入殓,于是便请求对太子进行诊察。诊察后,他对虢君说,太子并没有真死,而是“尸厥”,随即让弟子磨砺针石,取百会穴进行针刺。一会儿,太子醒了过来;又经过调治,二十 |
神奇的针灸疗法 作者: unity 两千多年前的《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里有这样的记载:扁鹊路经虢国,恰逢虢国太子患病刚死,尚未入殓,于是便请求对太子进行诊察。诊察后,他对虢君说,太子并没有真死,而是“尸厥”,随即让弟子磨砺针石,取百会穴进行针刺。一会儿,太子醒了过来;又经过调治,二十天后太子就恢复了健康。扁鹊是我国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时期的医学家。那时他就能成功地给人扎针治病,说明这种医术的出现,历史是相当的久远了。据考证远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久应用“砭”和“灸”治病了。“砭石”是针刺治病的原始工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继发明制造了骨针、竹针、陶针。大约从青铜时代开始,针刺工具就改用金属制品了。 针和灸是两种不同的治疗方法。针法是我国独有的非药物疗法,是以针具在体表的腧穴上进行针刺、叩击、放血等操作,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灸法是用艾绒做成艾炷、艾条或艾绒装入温灸器中,点燃后熏灼皮肤的一定穴位,通过温热刺激达到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针刺和灸法都是通过腧穴和经络腧穴的分布隆迪,脏腑的生理、病机、营、卫、气、血的运行,针刺手法的运用等都有论述,为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时,皇甫谧根据《黄帝内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等书,著成《针灸甲乙经》。书中不仅阐述了脏腑、经络治疗等理论,并详载全身三百四十九个经穴的部位和主治疾病、针刺分寸、艾灸壮数等,是针灸学的重要文献。至明代(公元1368—1644年)杨继洲著有《针灸大成》。书中阐述经络、腧穴、针法、灸法等理论及临床验案,全面总结了明以前针灸学的成就。 针灸学术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人明白了针灸所以能够治病的科学道理。人体有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以及皮、毛、肉、筋、骨等器官组织。中医认为,它们能够保持着均衡的联系,使人体成为一个有机整体,主要是靠经络的作用。经络是内属脏腑、外络肢节、联系全身、气血运行的通道。它们纵横交错,循行于人体之内。腧穴是人体脏腑、经络功能反映在体表上的特殊部位。腧穴—经络—脏腑等紧密相联,因此,当脏腑等内在组织的机能发生异常时,在与其相关的腧穴部位上,便会发生病现的征象。如果针刺这些相关的穴位,便会产生酸、麻、胀、热等感觉。而这些感觉便通过经络循行的路线传导至病变部位,从而达到治病的目的。 针灸疗法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医疗方法。特点是治病不靠吃药,只是在病人身体的某个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烧灼局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前一种称作针法,后一种称作灸法,统称"针灸疗法"。根据古代医学经络学说,经络遍布人体各个部位,有运送全身气血、沟通身体上下、内外之功能。穴位则是经络系统的控制机关,刺激穴位可以起调节经络系统作用。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在全国颁布。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 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 北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世界上最早的人体模型,铜人上总穴位有657个,穴名354个,开创了应用铜人进行教学的先河,既是针灸医疗的范本,又是医官院教学和考试的工具,在医学史上有重要意义。 针灸铜人为何受关注? 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仿制正统铜人成功的消息一经发布,便引来业界强烈关注。仿制针灸铜人价值何在?正统铜人又是怎么回事? 据专家介绍,针灸铜人上面刻有穴位孔洞、穴位名称和经脉,是专为针灸教学与考核设计的实用型人体造像,与以往以奉祀、陈设为目的铸造的铜像可不是一回事。我国汉代就出现了用于针刺训练的木质偶人,可惜由于其材质易于损毁未见流传。到了宋代,出现了很多不同材质的针灸人体模型,以至于宋政府认为有必要制造标准的针灸人体模型。宋天圣年间,官造的青铜针灸人体模型诞生,简称为针灸铜人。 史载天圣铜人由时任殿中省尚药奉御的王惟一负责修铸,共铸造了两个,分别放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医官院里的一个自然是教具,供研究学习考试之用;放置于公共场所大相国寺里的那一尊,还身负着普及针灸知识的重任。从此,天圣铜人成为中国人修习针灸的圭臬,可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颁医学标准。 大约100年后,由于靖康之乱,两座铜人散失于民间。据专家考证,其中一尊后由南宋朝廷转至蒙元政府手中,且在修补后于至元年间移置北京,直到明末湮灭于战乱之中。在正统年间,由于天圣铜人损毁严重,明政府又重新铸造了一尊针灸铜人,史称正统铜人。关于另一座铜人的去向,目前一种普遍的看法是16世纪末经朝鲜流入日本,现藏于日本国立博物馆。 后来,我国又铸造了不少针灸铜人,官方修铸的除明正统铜人外,还有明嘉靖铜人,清乾隆铜人,清光绪铜人等。民间所制者亦不鲜见,同仁堂系的乐氏药店在各地有多尊铜人保存至今,其他还有锡、木等材质制成的针灸人体模型散见于民间。朝鲜、日本也有多个产自我国或其自行制造、仿造的针灸铜人。 日前由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仿制成功的正统铜人,其原物于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沙皇俄国从太医院掠走,现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冬宫。 专家说,正统铜人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美学价值,还具有极高的针灸学术价值,体现了我国高超的金属铸造工艺和我国当时生命科学的发展水平。它的仿制成功,为针灸穴位的标准化提供了宝贵的参照系,对于理清针灸传承演变的脉络、解开学术界一些多年的困惑,也具有重要意义。 王惟一与针灸铜人 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医家,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籍贯不详。王惟一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仁宗时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旧闻,订正廖误,考订针灸著作。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侧面图,标明腧穴的精确位置,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汇集诸家针灸理论,著成医书3卷,共载腧穴657个,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取穴需要。 仁宗以为“古经训诂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内置脏腑,外刻腧穴,各穴均与体内相通,外涂黄蜡,内灌水或水银,刺中穴位,则液体溢出,稍差则针不能入,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 后世宋铸铜人丢失,对其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入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则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技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至此,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亦趋于不明。 明清两代,公私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穴名称于鎏金书写的,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穴名于旁”。据此,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绝非宋铜人。 《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改称“仁济殿”)。 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1965年至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 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 宋针灸铜人与铜人针灸图经碑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 针灸学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到汉晋时逐渐完备,开始用图形表示针灸穴位。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朝廷命翰林医官王惟一考订针灸经络,著成《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同时将《图经》刻在石碑上。在书成的次年,王惟一又设计并主持铸造了两件针灸用的铜人,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似,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据记载,当考核学生掌握针刺技术的熟练程度时,先在铜人表面涂上一层黄蜡,向铜人体内灌满水,学生用针扎刺穴位,如果扎得准确,水就会由孔中流出,否则无水流出,以此考定成绩。两件铜人一置医官院,一置相国寺。在相国寺内有“针灸图石壁堂”,堂内除针灸铜人外,其后壁上嵌有针灸图经刻石。 针灸铜人不仅是实用的医学模型,也是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宋代针灸铜人自铸成后,却命运坎坷,历经沧桑,最后竟不知其所终。公元一一二八年,宋朝为金所败,两件铜人和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后来蒙古灭金,又从金人手中夺走针灸铜人,运回大都(北京),放在太医院三皇庙中的神机堂内供人们观赏。据《大明一统志》载:“洪武初,铜人取入内府,图经尚存。”这以后在封建朝代的更替和战火混乱之中,两件宋代针灸铜人都下落不明了。 明代英宗正统年间曾复制针灸铜人,放置于太医院中(此铜人现保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当时,《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因岁月的侵蚀已漫漶不全。正统十年(一四四五年)修筑北京城垣时,宋代的针经刻石竟然被劈毁,充作了修城的石料,埋在明代城墙之下。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一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北京明代城墙的考古发掘中,陆续发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碑五方,经专家确认为宋代汴梁(开封)相国寺“针灸图石壁堂”的遗物。一九八三年四月,在北京朝阳门南雅宝路东口附近又发现一方残碑和一件仿木结构碑檐转角石雕。此残碑为青石质,呈长方形,高二百厘米,宽五十二厘米,厚二十六点七厘米。上部和下部边刻缠枝牡丹花边栏。自上而下残存刻书五栏,每栏之间隔以卷草花栏格。碑面阴刻楷书,字体工整清晰。栏内自右向左竖行刻文十九行,满行十三字,现残存七百八十四字。此刻石内容属《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腧穴都数”卷。在该刻石的左侧面上部有阴刻“西四”二字,即西面第四块石刻。这些宋代铜人针灸图经残碑现分别展陈于中国历史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们为研究我国医学史及针灸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
地址: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南坊新区济南路与文峰山路交汇处向西100米路北郭万伦诊所,电话:0539-8021207,13589693600
点击在线交流: 409813538
E-mail:3697691@163.com
京ICP备06028306号,鲁公网安备 37130202371402号